以创新姿态 重新定义影像叙事的边界

发布时间：2025-03-10 00:20:19 来源：拱揖指麾网 作者：知识

　　◎包梓丹

　　在影像创作的创新广阔天地中，短片犹如一簇璀璨的姿态重新星光，闪耀着独特而纯粹的定义的边艺术魅力。每一年，影像全球短片创作都在以创新姿态和多元视角，叙事重新定义着影像叙事的创新边界。

　　短片导演的姿态重新诉求往往很不一样，对短片的定义的边理解也非常不同，其中有人练手，影像有人将短片作为长片的叙事先导来做，也不乏创作者真将短片视为一种体裁进行创作，创新不同的姿态重新人得到的结果也会非常不同。今年，定义的边笔者在观看了数百部华语短片后，影像也对2024年华语短片（主要是叙事剧情短片，不包含纪录短片、实验短片和动画短片）生态形成了一点浅见。成功否？失败否？本文将探讨2024年华语短片的创作生态，聚焦短片如何成为一柄锋利的窄刃，划出时代众生相的切口。

　　题材同质化、结构程式化如何破局

　　题材上的重复是今年国内短片创作者面临的一大整体性的困境。事实上在这一年问世的短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校园题材短片，这种情况其来有自：作为短片创作的主体人群，青年创作者生活阅历比较少，但是又往往在毕业或自证才华时需要交上一个还算像样的作品，于是回忆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校园经历就成为某种必然选择。校园题材非常容易让人审美疲劳，尤其是教室、卫生间、走廊等场景的重复出现，男生、女生、老师等人物形象又相对刻板的情况下，一部短片走向平庸几乎在所难免。

　　与之类似，女性题材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窘境：每年产出不少相关作品，但是真正能够触及女性困境和复杂性的作品反倒罕见。诚然，其中也有比较出挑的作品，比如“86358贾家庄短片周”短片《玉萍》通过展现一个中年女性照顾老人的日常以及周围人对待赡养的态度来讲述女性困境；《米米的猜想》则找到了一个不那么典型的“假小子”形象，为校园女性题材注入了活力；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短片《课外活动》在很短的篇幅里运用言外之意深入地探究了母子、女孩和男孩母亲、情侣三组关系；山一短片《三个女孩》从三个小女孩的视角看到了成人世界的好斗与无聊，轻松而犀利。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同一题材内的创造性往往来自于非凡的视角或更深入的探究，这也对创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除了特定题材，华语短片整体上也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特定的类型结构和对人物的刻板理解里，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节往往可以一句话概括，即使这种“大数据”式的创作法早已过时。比如《驴咋了》刻画了一个“倔强”的老头形象，《本命年》描绘了一个迷信的、神经质的母亲形象，这些影片里的人物死板，转折生硬，情节粗浅，作为观众很难被打动。

　　但在今年的一些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创作者对社会、对人际有着更深入的体会，比如去年入围FIRST短片竞赛、今年金鸡复选名单的影片《语言的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部短片虽然有大量对白，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反倒是加分项：两个主人公之间本来就并非传统的男女朋友关系，有着很多不可言说的缝隙，在这之中又插入一个因素，使得情况变得更加不可捉摸。我们可以看到一对似是而非的“伴侣”在不断的交流当中让语言形成某种递进关系，从而让能量层层累积直到爆发。应该说，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成为当代年轻人情感关系的写照，导演马骜真正摸到了时代的脉搏。

　　“86358贾家庄短片周”短片《不要表演》也探讨了一个很有趣味、触及艺术本质的问题，虽然其所用手法与上述短片全然不同。片中导演邀请到了一位保安去饰演保安，但在拍摄过程中总是让他“自然”“不要表演”，然而作为观众的我们都能意识到，只有未被“降调”处理的才是保安的真实生活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不要表演》进行了两方面的探讨：一方面关注到当下保安群体的真实生存境况；另一方面电影也提出了一个关于虚构和现实哪个更真实的问题——如果现实才是更戏剧性的，平缓的、流畅的、圆滑的所谓“艺术”要如何才能捕捉现实，又是否要遵从现实呢？

　　内容上的困境之外是形式上的困境。很多创作者对于短片的认知基本停留在“讲一个故事”这个层面，至多是“讲好一个故事”，但是对于短片的形式本身、对电影语言往往缺乏探索。然而众所周知，短片又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场域，在长片里不敢做的，在短片里可以先行探索和实现，这本应是最激进、最鲜活的体裁形式，在当前的工业体系下却失去了生命力，成为某种失去主体地位的“小长片”或“长片先导片”。由此可以预想，这样一批创作者就算得到机会拍摄自己的长片，也并没有真正理解某种特定媒介形式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影展入选短片往往在制作水平上是非常高的，换言之，钱是普遍到位的。可见在当下，创造力的不足才是青年创作者的最大制约条件。

　　于笔者而言，短片创作其实并无定法，“好”的标准也绝不单一。也就是说，针对表达的不同可以有非常多种“好”。短片可以通过制造一种氛围传递出一种情绪，比如《落雨前》传递出的失落与安静；短片可以成为一则很好的讽刺寓言，比如《金蝉脱壳》以一种卡夫卡式的笔触勾勒出当下人只需要刷手机就可以度过每一天的现实；短片也可以与历史形成对话，比如《小说家》就是建立在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基础上，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重构历史。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一个“创意”，而是一种真诚、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一种可贵而无可替代的方式。

　　国际电影节“特供”片选择与突围

　　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处境始终相当微妙，因为无论在何地，电影节始终是为本国电影市场服务的，所以无论是对影片本身还是对创作者的遴选，所遵循的第一法则都是商业逻辑：本国观众最需要看到什么样的中国。比如影片是否能与电影节主办国本土关心的议题结合？是否具有一定的东亚奇观性？是否能够接近选片人的偏见和喜好？

　　从这个层面上说，每一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入选与否都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这样一座独木桥也确实对每个国家和地区创作者的创作心态和道德构成了极大挑战：到底是冒着无法被国际认可的风险完全忠实于自我表达，还是要先迎合某种特定的趣味和喜好以迅速杀出一条血路？平心而论，这可能是每个艺术电影导演都不得不面临的实际问题。

　　长片如此，短片亦然。以戛纳电影节为例，无论是前几年的金棕榈短片《天下乌鸦》《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还是今年的入围短片《在水一方》，其实在华语短片范围里都算不上艺术成色的上佳选择。当然，艺术水准也绝非遴选的唯一指标：毕竟，这些获奖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的深入见解，大量地使用陈旧的、单向度的符号，比如《在水一方》就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偏远小镇里的事情，有沟壑纵横的大山，有录音机里的邓丽君，有外部的诱惑和刺激，有旧时代与新时代的碰撞和破裂……

　　我们确实很难理解一个当代青年导演为何要反复讲述已经被类似《站台》这样的长片早在25年前，也被少数民族地区导演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反复触及的体裁，但我们知道：它确实获得了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的资助，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之成为一部法国电影，也成为它能够进入戛纳电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的作品当然无助于外部世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甚至只能反向地强化某种刻板印象，在这当中，创作者的浅薄需负一定责任，全球艺术电影体制的僵化和其他问题也无疑需要为此负责。

　　如果说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戛纳偏好于展现中国电影当中所谓的“中国性”，比如所谓的山水美学、现代化困境，而对中国最当下、最值得被讨论的议题持较为保守的观望态度，那么其他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也各有所爱。比如，柏林电影节对儿童片的迷之偏爱，今年就有《热天午后》《夏日句点》入围，虽然选片人及其华语区代理人一再强调自己没有任何偏好，但其偏好其实基本清晰。这些儿童题材短片每年挤占大量名额，却并没有贡献真正有价值的社会议题、美学创新，往往只是贡献了一段童年时期发生的趣事，与国内校园题材的多而重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虽然如此，也不能一概而论，这其中仍然有少量不错的影片值得关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柏林、金鸡都入选的影片《火箭发射时》，影片在各个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题材上，短片关注大凉山女童想要继续上学但家里却认为她应该去结婚，很容易让人想起《我本是高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当下的题材；体裁上，影片并没有采用传统剧情片的方式，而是用纪录-虚构混合，用一种更具力量感的方式塑造一个真实人物；剪辑手法上，影片非常讲究且富有技巧，运用声音和画面的配合强调出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超越了单纯的性别叙事，将叙事提纯到更高的层面。这样的构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电影节上都是不多见的，既考验创作者的能力，也考验选片人的胆识。而同样涉及“火箭”这个意象，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遥远的下午》就显得不知所云，也投机取巧得多了。

　　非内地华语短片特色与启发

　　每年的华语短片创作当中还有一大部分来自非内地地区，包括港澳台地区、新马泰缅等东南亚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留学生群体聚集地区。这些区域的创作虽然也使用中文，但与内地创作非常不同，带有各自的文化特点，呈现出非常多元的面貌，很值得内地创作者借鉴或批评。

　　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语创作时常给人带来不小的惊喜，这其中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倾向：一种是特别类型化，比如台湾地区作品《四牲六道》《马来亚虎》《寂寞可柔伊》《对面》都是借由恐怖悬疑类型来进行社会问题的表达。另一种是特别情感化的，比如《道安讲习》《茧》探讨了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关系，父子或母女两人如何从对抗一点点走向和解，虽然故事整体发展上也并无意外，但仍然是比较细腻动人的。有趣的是，相比起父母和母子关系，《初声》难度更上一个台阶，讲述了一组不太常规的恋爱关系，而创作者的功力也恰恰就是在于如何让两个不太可能形成恋爱关系的人逐渐被观众接受。

　　留学生群体方面非常关注身份问题，虽然各自运用的手段和形式可能是大相径庭的。比如金鸡复选影片《金》讲述了一个移民美国的广州人与女儿之间的矛盾的故事，既是一个父女情感问题，也是一个身份问题。而《春晓》则以一种美式校园手法重构了中国校园，所以虽然也是一个校园题材，但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何才能不再压抑自我，实现个性的解放。《水鸟》则以一种去情节化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刚刚与白人男友分手的中国女孩在纽约寻找住所的故事，镜头最开始跟随她，接着逐渐从她身上移开，进入到周围的环境里；在这之中，影片也加入了母亲与主人公打电话的画外音，对故乡的思念和作为异乡人的孤独感从银幕渗透出来。

　　对身份问题思考最为深入的恐怕要属日本短片《相谈》，尽管这很难说是一个新故事——与罗马尼亚新浪潮导演克里斯蒂·普优的短片《香烟与咖啡》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它确实很好地融合到了本土语境当中，一方面探讨了在日华人的生存处境和身份困局，另一方面也有很底层的代际问题，父子关系作为一个核心悬念被保留到了最后，揭示出二人之间关系的生疏和裂痕。可以说无论是主题的表达还是影片的构造，都有不俗的水准。

　　短片可以很好地照见区域内电影成长期的生态。尚未完全浮出水面的创作者今后将会如何发展，其实已经在短片创作时就有了一些苗头。当然，无论今后创作如何，最关键的仍是脚踏实地地深入观察生活、思考媒介、理解艺术，如是，才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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